接下来的几天，沈砚过得像走在刀刃上。
每日照常去家塾读书，照常去荣安堂请安，照常去大厨房领饭——然后照常把饭菜倒掉，吃福伯给的干粮。
他不敢露出任何破绽。
柳氏是什么人？是在侯府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主母，耳目遍布全府。稍有异动，她就能嗅出不对。沈砚知道，自己必须表现得和从前一模一样——隐忍、恭顺、逆来顺受。
甚至要比从前更加恭顺。
他去荣安堂请安时，会比往日多站一会儿，多听柳氏说几句话，偶尔还会附和一句“母亲说得是”。他甚至在沈澜嘲讽他时，不再沉默不语，而是挤出一个讨好的笑容。
沈澜见他这副模样，嗤笑一声：“三弟最近倒是学乖了。”
沈砚低着头，不说话。
他心里却在想：学乖？不，是在给你们挖坑。
福伯那边也有了进展。
这天傍晚，沈砚照例去了后花园的小屋。福伯正在院子里浇花，见他来了，放下水瓢，示意他进屋说话。
门关上之后，福伯压低声音道：“查到了。”
沈砚的心猛地提了起来。
“赵厨子全名赵德，原是柳家在江南庄子上的一名管事。三年前，柳家在庄子上逼死了一户佃农，闹出了人命，赵德替柳家顶了缸，被打了二十板子，革了差事。后来柳家把他安排进了侯府，明面上是厨子，实际上是夫人的眼线。”
福伯顿了顿，又道：“他在侯府这两年，替夫人办过不少事。前年二少爷身边那个小厮突然被撵出去，说是偷东西，其实是赵德做局栽赃。去年账房一个先生被辞退，也是赵德在背后递的话。”
沈砚听得后背发凉。
这个赵德，表面上是憨厚的厨子，实际上是柳氏手里的一把刀。栽赃、陷害、递话——什么脏活都干过。如今这把刀，要落在自己头上了。
“福伯，”沈砚问道，“他给柳氏办事，得了什么好处？”
“银子。”福伯干脆利落，“柳家每年给他一百两银子的例钱，外加侯府每月二两的月例。一百两银子，够普通人家吃十年的。”
沈砚点了点头。
有钱能使鬼推磨。一百两银子，足以买一个人的良心。
“还有一件事，”福伯的声音压得更低了，“老奴查到，赵德好赌。每月的银子大半都送到了赌坊，欠了一屁股债。他替夫人办事，不只是为了银子，更是因为夫人手里攥着他的把柄——当年那桩人命案，若是翻出来，赵德是替罪羊，第一个要掉脑袋。”
沈砚的眼睛亮了一下。
把柄。
每个人都有弱点。赵德的弱点是贪财，是嗜赌，是被柳氏捏在手里的那条命。柳氏能用这些控制他，别人也能。
“福伯，能查到他在哪家赌坊赌钱吗？”
福伯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带着几分警惕：“三少爷想做什么？”
“现在还做不了什么，”沈砚如实道，“但先知道总没坏处。”
福伯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老奴去查。”
沈砚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回头：“福伯，还有三天就是中秋了。”
福伯的眉头皱了起来。
中秋。柳氏说的动手的日子。
“三少爷打算怎么办？”
沈砚想了想，道：“她既然想让我死，那我就让她以为我快死了。”
福伯一愣，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担忧，有心疼，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敬佩。
“三少爷，您这是在拿自己的命赌。”
“不赌，也是死。”沈砚的声音很平静，“赌一把，说不定能活。”
福伯看着他瘦小的背影，久久没有说话。
中秋前一日，沈砚做了一件事。
他去了荣安堂，当着柳氏和沈澜的面，说自己这几日身子不太舒服，头昏脑涨，吃什么都没胃口。
柳氏捻佛珠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淡淡道：“换季了，身子不适是常事。让厨房给你熬碗姜汤，喝了暖暖胃。”
“多谢母亲。”沈砚恭恭敬敬地行了礼，退了出去。
走出荣安堂的那一刻，他在心里默念：饵已经放下去了，就看鱼咬不咬钩。
中秋那天，侯府张灯结彩。
前院摆了十几桌酒席，侯爷沈毅难得在家，与族中长辈、在京的亲朋故旧把酒言欢。柳氏穿着一件大红织金褙子，头上戴着赤金衔珠凤钗，笑容满面地招呼客人，俨然一副当家主母的气派。
沈澜穿着一身崭新的宝蓝色锦袍，腰间系着白玉带钩，跟在柳氏身后，见了客人便拱手作揖，举止间带着几分嫡长子的矜持与得意。
沈砚没有出现在前院。
庶子不得上正席。这是侯府的规矩，也是柳氏特意叮嘱过的。沈砚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他一个人待在破院里，就着一盏油灯，翻看谢临留下的那本《策论精选》。
但他没有看书。
他在等。
天色渐暗，前院的觥筹交错声隐隐传来。沈砚合上书，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前院，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忽然，院门被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