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走后，家塾换了新的先生。
姓钱，四十出头，廪生出身，学问一般，规矩却大得很。第一日上课，便立了八条规矩，从坐姿到笔墨摆放，事无巨细，稍有不从便是戒尺伺候。
沈澜倒是高兴得很。钱先生不像陈先生那样爱管他的闲事，只要他不在学堂里闹事，爱睡觉睡觉，爱走神走神，一概不管。
沈澜乐得自在，每日在家塾里睡足了觉，傍晚出去胡混，日子过得逍遥快活。
沈砚的日子却难过起来。
钱先生不喜欢他。
说不清是为什么，也许是柳氏打过招呼，也许纯粹是看他不顺眼。钱先生从不指点他的文章，每次交上去的功课，只批一个“阅”字，不褒不贬，不给任何意见。
沈砚去请教问题，钱先生要么说“自己回去想”，要么说“你学问已经够好了，用不着我教”。语气不冷不热，却比骂人还让人难受。
沈砚知道，这是柳氏的软刀子。
不打你，不骂你，不扣你的月例，不撤你的丫鬟——这些明面上的事，有父亲那句话在，柳氏暂时不会做。但她可以让先生不管你，让同窗孤立你，让你在这个府里变成一个透明人。
比打骂更难熬的，是冷落。
沈砚没有争辩，也没有告状。他默默地收起功课，回到破院，自己琢磨。
陈先生留下的那本《课业杂录》帮了大忙。里面不仅有历年院试的题目，还有陈先生亲手写的范文和批注。沈砚一篇一篇地对照着看，找出自己的不足，一遍一遍地改。
有时候，他会想起谢临。
那个在侯府后门借书的穷秀才，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回乡以后有没有继续读书？有没有参加乡试？有没有考上举人？
沈砚将那本《策论精选》翻出来，一页一页地看。谢临在扉页上写的那行字——“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他看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刻在了心里。
六月将近，院试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沈砚的策论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字也比从前好了不少。虽然还算不上漂亮，但工整清晰，一笔一划，绝不潦草。
福伯每天给他送饭，风雨无阻。有时候是粗粮饼子，有时候是馒头咸菜，偶尔会有一小块肉——那是福伯从自己的月例里省下来的。
沈砚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连碗底的油星都用馒头擦干净。
他不能浪费福伯的心意。
这一日，沈砚正在破院里练字，院门忽然被推开了。
沈澜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小厮，手里提着一个食盒。他穿着一件崭新的宝蓝色锦袍，腰间系着白玉带钩，从头到脚收拾得齐齐整整，像是要去赴什么宴席。
沈砚放下笔，站起来：“大哥来了，有事？”
沈澜走进院子，四下打量了一圈，嗤笑道：“三弟，你这破地方，狗都不住。父亲也真是的，好歹是个侯府公子，住这种地方，传出去不嫌丢人？”
沈砚没有说话。
沈澜在院子里站定，将食盒往桌上一放：“母亲让我给你送来的，说是补补身子，别考个院试把命考没了。”
沈砚看了一眼食盒，道：“多谢母亲，多谢大哥。”
沈澜摆了摆手，忽然凑近了一些，压低声音说：“三弟，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考个案首，不过是运气好。院试可不是府试，考官是从京城派下来的，不看情面，不看年纪，只看文章。你那点本事，到了院试考场上，不够看。”
沈砚平静地看着他，没有反驳。
沈澜见他不说话，以为他被吓住了，得意地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考，考不上也没关系，回来我跟母亲说说，给你在庄子上安排个差事，饿不死你。”
说完，他带着小厮扬长而去。
沈砚站在院子里，看着沈澜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外，然后低下头，打开食盒。
里面是一盅鸡汤，一碗米饭，两碟小菜。汤还是温的，飘着一层薄薄的油花，闻起来很香。
沈砚看了很久，然后将食盒盖上，放到了一边。
他不会吃。
不是不饿，是不敢。
赵德的事还没过去，柳氏的手段防不胜防。他不知道这盅鸡汤里有没有毒，不知道这碗米饭里有没有掺东西。在这个侯府里，他已经习惯了不信任任何人——除了福伯。
傍晚，福伯来送饭的时候，看见桌上的食盒，脸色变了。
“三少爷，这是……”
“沈澜送来的。”沈砚将食盒递给福伯，“福伯，您帮我处理了吧。里面的东西，不要吃。”
福伯接过食盒，沉默了片刻，低声道：“三少爷，老奴查到了。那包粉末是砒霜，掺在饭菜里，吃下去不出三日，人就没了。”
沈砚的手顿了一下。
砒霜。
柳氏要的，是让他死得和他母亲一样——无声无息，像是急症。
“三少爷，”福伯的声音有些发颤，“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您总不能一辈子不吃侯府的饭，一辈子躲着柳氏的暗算。”
沈砚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福伯说得对。他不可能永远靠着福伯送的干粮过日子。院试在即，他需要足够的体力，粗粮饼子和馒头咸菜撑不了多久。
但他现在还不能出手。
赵德的把柄还不够硬，柳氏的破绽还不够大，他手里的牌还不够多。
“福伯，再等等。”沈砚的声音很平静，“等院试结束。”
福伯看着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五月的最后一天，沈砚做了一件事。
他去找了沈毅。
不是告状，不是诉苦，而是提了一个请求——他想搬到侯府外面的客栈去住，专心备考院试。
沈毅坐在书房里，听完他的请求，沉默了很久。
“为什么要搬出去？”沈毅问。
沈砚想了想，道：“府里事多，静不下心。院试在即，儿子想找个清净的地方，专心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