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村的惨状，比沈砚预想的还要触目惊心。
他带着周虎和十几个衙役赶到村口时，天已经快黑了。
夕阳如血，将半个天空染成了暗红色，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天上流淌。村子里弥漫着烧焦的气味，几间屋子还在冒烟，火苗已经灭了，但木头还在闷烧，滋滋地响着，偶尔蹦出一两颗火星。
地上到处是散落的衣物、打碎的陶罐、踩烂的粮食，像是有什么巨大的力量把整个村子翻了一遍。
沈砚站在村口，攥紧了腰间的短刀。
他身后十几个衙役脸色都不太好看。有的人握刀的手在发抖，有的人眼神闪烁不敢往里走。
周虎倒还算镇定，拔出腰刀走在最前面，王彪紧跟在后面，长枪端在手里，枪尖在暮色中闪着寒光。
“大人，您在后面跟着，小心脚下。”周虎回头说了一句。
沈砚点了点头，没有逞强。
村子不大，一条土路贯穿南北，两旁是低矮的泥土房。他们沿着土路往里走，越走越心惊。
第一间屋子门开着，里面黑漆漆的，看不清有什么。
周虎举着火把照了照，地上有一摊暗红色的血迹，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屋里深处。没有人，血已经干了，凝固成了黑褐色。
第二间屋子的门倒了，像是被人从外面踹开的。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柜子倒在地上，箱子敞开着，里面的东西被洗劫一空。墙角蹲着一个老人，抱着头瑟瑟发抖。沈砚走过去，蹲下来，轻声说：“老人家，别怕。我是知县，来救你们的。”
老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恐惧。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眼泪先流了下来，顺着满是皱纹的脸往下淌，无声地抽泣着。
沈砚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将老人扶起来，让刘叔带他到村口等着。
继续往前走。第三间屋子，第四间，第五间。情况都差不多——被翻过，被抢过，没有人。
一直走到村子最里面，才看见了尸体。五具，两男三女，倒在血泊中，身上的伤口触目惊心。沈砚闭上眼睛，不忍再看。
周虎蹲下来检查了一下伤口，低声说：“大人，是刀伤。一刀致命，下手很快，不是普通人能干的。”
海寇。沈砚睁开眼睛，看着那些尸体。他想起自己三年前在侯府破院里写的那篇策论——“海寇之患，不在海寇，在百姓。沿海百姓活不下去，才去当海寇。”
这是他三年前写的，那时候他还不认识谢临，还没有见过海寇，还不知道海寇长什么样。他只是在纸上谈兵。如今他亲眼看见了，亲眼看见了海寇做了什么。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才知道，百姓当海寇是被逼的，但百姓死在刀下更是无辜的。
沈砚在村里待了一整夜。他让人把尸体收殓了，把受伤的百姓抬到村里的祠堂暂时安顿，把仅剩的粮食分给没有东西吃的人。
他亲自去每一个屋子察看，记下每一户的损失。
天亮的时候，一个老妇人拉着他的手，哭着说：“大人，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我儿子死得惨啊！他才二十岁，还没娶媳妇呢！”
沈砚握着老妇人枯瘦的手，老太太的手在发抖，他的心也在发抖。
“老人家，本官一定替你们抓到海寇。一定。”
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但他必须说，必须给这些百姓一个念想。不然他们怎么活？
回到县衙，已是第二天的傍晚。沈砚坐在后院的槐树下，沉默了很久。
海寇必须剿。但怎么剿？县衙只有三十几个衙役，能打的不到一半，兵器少得可怜。
就这点人，这点家伙，别说剿灭海寇，连自己的衙门都守不住。没有银子，没有人，没有兵器。
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十三岁的新任知县。
沈砚铺开一张纸，提起笔。他要写信，写给建宁府知府，求援；写给福建巡抚衙门，陈述崇安县的困境，请求拨银子、派人手、给兵器。
写完之后他又将信拿起来看了一遍，觉得不够好又重新写。反反复复直到深夜。
他将写完的信折好，放进信封，封上口，然后坐在桌前看着窗外。
月色如水，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幅水墨画。
他想起那个老妇人，想起那个痛哭的老人，想起那些躺在血泊中的村民。
第二天一早，沈砚让刘叔把信送了出去，然后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知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