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采访持续了整整一夜。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三本软皮笔记本、两支备用圆珠笔和一个老式录音笔，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提问，从始皇三十七年沙丘之变一直问到征和二年我被关进上林苑方士牢房。他的问题极其专业：每条记录都要求精确到月份，涉及秦代官制时直接引用少府工册编号，遇到我记忆模糊的节点就翻开《史记》原文让我比对。后来我饿得不行，让钟鸣泡了碗泡面，司马迁自己也泡了一碗，边吸溜面条边问秦始皇最后一次朝会的座次排列。
天亮的时候他终于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够了。这些够我写好几年的。有了这些，留在我助理那台笔记本里的稿子可以重新整理一遍了。”他指了指公文包夹层里的一个u盘，朝我微微欠身，然后拄着拐杖站起来，看了看营地外面骊山的方向，“李先生，我不进去了。我写了太多帝王，不想再亲眼见一个。等始皇帝的朝会结束，如果方便，请让人录一段音给我就行。”
他走后，我在折叠椅上呆坐了一会儿，脑子里全是沙丘那一夜的事。赵乙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往我面前放了一杯热水，然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继续用铜削刀修他的指甲。他修指甲的方式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从左手小指开始，一根一根往大拇指修，修完再换右手。我爹说他这个习惯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哥，咱们家以前很有钱吗？”
“什么？”
“你刚才跟司马迁说，你在骊山假墓里给自己修了一个陪葬坑。陪葬坑里放了黄金。”
“是有这回事。”
“那些黄金现在还在吗？”
我想了想。“应该在。我埋的时候是秦半两和几块金饼，埋在假墓最下面一层，上面压着那尊铜鼎。就是刘昭君附身的那尊。”
“那尊鼎被异史局运回总部了。”
“对。所以黄金应该还在原处。”
赵乙把他的账册翻开到新的一页，用铜削刀的刀尖在纸上画了个简单的表格。“哥，阿乙帮你算一下。秦制金饼每块重一镒，一镒是二十两。你埋了多少？”
“我不记得了。大概……几十块？”
“那我们按三十块算。秦一两约合现在十六克不到，按今天的金价——”他拿出手机查了一下当日国际金价，心算了几秒，“单金饼就值不少。加上那些秦半两的收藏价值，拍卖价可能更高。”
“然后呢？”
“然后，”他把账册合上，抬起头，帽檐下的表情很认真，“哥，你之前欠的房租还清了吗？”
朱雀的效率比我想象中高。她听完赵乙的汇报后立刻批了一张现场提取申请，调了钟鸣和两个守护者学院的技术员一起下到骊山假墓原址。那座假墓自从我们几个月前打开之后就被异史局用钢结构临时支撑保护起来，甬道里拉了照明线路，原来的石门被换成了一道密码锁。
我们沿着熟悉的甬道走到最下层。那尊铜鼎已经被运走了，地面上留着一个很深的方形压痕。压痕正下方是一块秦代夯土，夯土下面是我亲手铺的青石板，石板缝隙被糯米灰浆封死。钟鸣用工兵铲沿着缝隙撬开石板，下面是第三个密封的陶瓮。
陶瓮封口完好，封泥上的印章是我当年自己刻的——四个赵国文字“长安之印”。赵乙看到这枚印章的时候眉毛动了一下，伸手轻轻碰了碰封泥边缘那道歪歪扭扭的划痕。
“阿乙记得这个。你用刀尖划的，因为你说刻完这方印手就不稳了。”
他连这个都记得。那方印确实是我自己刻的第一枚私印。别人刻“李长安”用秦小篆，我用赵国文字——我用刀尖在封泥边缘多划了一道痕，怕自己活太久忘了怎么写赵字。
朱雀让随行法务用x光机先扫描了一遍陶瓮内部的成分，确认没有符文反应后打开。陶瓮里没有别的，只有半瓮秦半两铜钱，整整齐齐码了四排金饼，总计三十二枚，每一枚底部都打着少府考工室的铭文。金饼上面盖着一张帛书清单，我写的：用于骊山工程结余，封存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