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和蓝脚满月的那天晚上，鸡王接到了一个从日本打来的国际长途。
电话那头是他的老朋友——准确地说，是他在上一趟日本之行中结识的一位“线人”。那人叫田中，是鹿儿岛一家小型禽类养殖场的场主，五十多岁，养了一辈子鸡，对长尾鸡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鸡王上次去日本考察时，在鹿儿岛的一家居酒屋里偶遇了田中，两人喝着清酒聊了一整晚的鸡，田中被他关于“鸡族复兴”的理念打动，答应帮他物色一对纯种的长尾鸡。
“梁桑，我找到了一对。”田中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激动，“公的尾羽一米二，母的也有九十厘米，都是鹿儿岛本地纯种，血统证书齐全。但是价格不便宜，一对要八十万日元。”
鸡王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大约合人民币四万多。不算贵，但也绝对不便宜。他想起账上周总追加的那五百万，还剩不少，这点钱咬咬牙就出了。
“买了。”鸡王说，“空运到中国，地址我发你。包装要牢固，路上别出岔子。”
“嗨！”田中在电话那头郑重地应了一声。
三天后，两只长尾鸡从鹿儿岛机场出发，经上海转机，飞往昆明。鸡王特意嘱咐田中用最好的航空箱，箱内加装栖木，让鸡能站得舒服一些。他还让田中用泡沫板把尾羽隔开，每根羽毛单独包裹，防止折断。田中照做了，包装得严严实实，连航空公司的货运员都夸“这箱子比装易碎品还讲究”。
但鸡王忘了一件事。
他忘了——长尾鸡之所以叫长尾鸡，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尾巴长，还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尾巴有着近乎偏执的骄傲。两只雄性长尾鸡被关在同一个航空箱里，中间虽然有隔板，但隔板只隔开了身体，隔不开那两条拖在地上的、一米多长的、五彩斑斓的尾羽。
飞机从鹿儿岛起飞的时候，两只鸡还相安无事。它们蹲在各自的位置上，歪着脖子看着窗外的云层，偶尔“咕”一声，像是在感叹“原来飞这么高是这样的感觉”。但飞到上海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转机要换飞机，航空箱要从一架飞机搬到另一架飞机。搬运工在装卸的时候，箱子被颠了一下，隔板松动了一条缝。公的那只长尾鸡——后来鸡王给它取名叫“花冠”——趁机把脑袋从缝隙里伸了过去，对着另一只长尾鸡——后来取名叫“锦翎”——就是一声挑衅的鸣叫。
锦翎也不是省油的灯。它在鹿儿岛的时候就是当地鸡群中的“美男子”，尾羽最长、颜色最艳、走起路来尾巴像一把撑开的彩虹扇子。它哪里受得了被别的鸡从隔板那边挑衅？当场就炸了毛，张开翅膀，对着花冠的方向就是一阵猛扑。
隔板彻底倒了。
两只鸡在航空箱里打成了一团。羽毛乱飞，鸡冠带血，箱子里的泡沫板碎了一地。最惨的是它们的尾羽——那些花了一两年才长出来的、一米多长的、每根都价值上千元的尾羽，在狭窄的箱子里被踩、被折、被啄、被压，像两根被丢进搅拌机的绸带。等工作人员听到动静赶来打开箱子的时候，两只鸡已经气喘吁吁地蹲在角落里，身上挂着一缕缕断掉的羽毛，像打了败仗的将军。
航空公司给鸡王打电话的时候，语气很客气，但内容很不客气：“梁先生，您的两只活体动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了打斗，导致部分羽毛受损。根据运输协议，活体动物在运输途中的自身行为造成的损伤，航空公司不承担责任。请您尽快来提货。”
鸡王连夜开车赶到省城机场的货运站。
当他看到那两只长尾鸡的时候，他的血压至少飙到了一百八。两只鸡被分别关在两个临时找来的纸箱里，羽毛凌乱，冠子上有血痕，精神状态萎靡不振。最让鸡王心疼的，是它们的尾巴——花冠原本一米二长的尾羽，现在只剩下不到半米，断口参差不齐，像被狗啃过的扫帚。锦翎更惨，它那引以为傲的九十厘米尾羽，被从中间连根扯断了好几根，剩下的几根也歪歪扭扭地挂在屁股上，像一面被打烂的旗。
鸡王蹲在纸箱前，双手抱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狠狠跺了一脚，把货运站的水泥地跺得咚咚响。货运站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以为这个秃头中年人要闹事。但鸡王没有闹，他转身走出货运站，钻进皮卡，发动引擎，在夜色中疾驰而去。
他没有回工地，而是先去了镇上的一家五金店。店已经关门了，他拍了十分钟的门，把老板从被窝里叫了起来，买了两卷绿色安全网、一瓶强力胶水、一把剪刀、一卷细铁丝和一包棉签。老板打着哈欠收钱的时候，忍不住问了一句：“大哥，大半夜的买这些东西，是要搞什么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