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碑上“椰子王”三个字的红漆还没干透，鸡王就盯上了河南固始。这一次不是他亲自去，是派老刘去。固始鸡不是稀有品种，国内大型养殖场到处都是，不需要用布雷斯鸡的种蛋去换，不需要爬雪山、钻戈壁、进雨林。固始鸡的产量大，繁殖快，价格便宜，用钱就能买到。但鸡王要的不是几只，是上千只。
老刘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用计算器算这个月的卖蛋收入。文昌鸡的椰香蛋挞供不应求，王胖子每天加班烤蛋挞，烤箱都烧坏了一个。老刘算得满头大汗，计算器上的数字跳得他眼花缭乱。鸡王推门进来，把一张纸条放在桌上。“去河南，买固始鸡。一千只。”老刘拿起纸条，上面写着“固始鸡，一千只，母鸡八百，公鸡二百”。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梁总，一千只？咱们万鸡殿现在才五百只，再加一千只，那不就是一千五了？住得下吗？”鸡王指了指窗外那片刚刚批下来的空地，“新万鸡殿二期，下个月动工。一千只，住得下。”
老刘买了机票，飞往郑州，又从郑州坐大巴到固始县。固始县在河南东南部，大别山北麓，淮河从县境北边流过。这里是固始鸡的原产地，养殖历史悠久，清朝时期就是宫廷贡品。固始鸡体型小，成年公鸡不到四斤，母鸡更小，三斤出头。但它的产蛋能力惊人，一只母鸡一年能下两百五十到三百个蛋，蛋壳浅褐色，蛋黄大而颜色深，蛋清浓稠，营养价值高。老刘在固始县待了三天，跑了七八个养殖场，看了上万只鸡。他不懂鸡语，不会用鸡冠颜色判断健康，但他会看数据——产蛋率、蛋重、饲料转化率、死亡率。他把每一家养殖场的数据抄在本子上，还用手机拍了几百张照片，发到鸡王的微信上。
鸡王没有回消息。老刘以为他忙，后来才知道，鸡王在万鸡殿里给花姐梳毛，手机放在了王座区的旗杆下面，没听到。第三天傍晚，老刘在一家叫“固始原种鸡场”的地方停下了脚步。这家养殖场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张，短发，皮肤黝黑，说话嗓门大得像打雷。她带着老刘参观了她的鸡舍——不是标准化封闭式鸡舍，是半开放式的，鸡可以在院子里晒太阳、刨土、吃虫子。鸡的羽毛油亮，眼睛有神，爪子粗壮。老刘蹲下来，用手机对着几只母鸡拍了特写，发给了鸡王。这一次，鸡王回了三个字：“就这家。”
一千只鸡怎么运？老刘包了一辆大货车，车厢改装成三层鸡笼，每层装三百多只。鸡王特意打电话叮嘱：“路上注意通风，每两个小时停一次车，给鸡喂水。死一只，扣你一百。”老刘挂了电话，对司机说：“兄弟，慢点开，鸡金贵。”车开了两天一夜，从固始到昆明，从昆明到丽江，从丽江到工地。老刘坐在副驾驶，一夜没合眼，每到一个服务区就跳下车去检查鸡有没有闷着、有没有渴着、有没有打架。一千只鸡，挤在车厢里，难免有摩擦。老刘到了五个服务区，拉架拉了五次，手背上被鸡啄了好几个红点。司机看着他的手，叹了口气，“刘哥，你这活儿比养孩子还累。”老刘没说话，继续喂水。
一千只固始鸡抵达工地的那天，万鸡殿门口的空地上挤满了人。老刘打开货车的厢门，一股热烘烘的、混杂着鸡粪和饲料的气味扑面而来。车厢里密密麻麻全是鸡，褐色的、麻色的、黄色的，挤在一起，咕咕咕地叫着，声音像一锅煮沸的粥。梁小军站在车厢下面，手里拿着笔记本，准备登记。王胖子站在菜地边上，手里拿着一把菜刀——不是要杀鸡，是怕有鸡跑出来乱窜。赵大彪带着两条藏獒站在远处，怕狗吓着鸡。老张头、老李、小赵、大周、小陈，都来了。
鸡王蹲在车厢门口，用鸡族古语说了一句：“下来。”一千只鸡安静了一瞬。不是全部，是靠近门口的那几十只。它们歪着脖子看着鸡王，深褐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恐惧，不是好奇，是一种“这个声音有点熟悉”的信任。它们从车厢里跳了下来，一只接一只，落在沙土地上，抖抖羽毛，歪着脖子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绿色的、湿润的世界。它们看到了花姐蹲在“元老院”门口，头上戴着安全帽，浑浊的眼睛看着它们；看到了黑旋风披着红色披风站在围墙边，深黄色的眼睛盯着它们；看到了白羽和蓝脚站在元帅府门口，白羽安静，蓝脚蹦跶；看到了铁头蹲在墙头上，脖子上的羽毛根根竖起；看到了大胖趴在怀乡鸡专区里，嘴里嚼着黄瓜；看到了梦歌从隔间里探出头，深棕色的眼睛看着它们；看到了暗影从黑暗的角落里探出头，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了一下；看到了古丽蹲在“西域使者”的铜牌旁边，深褐色的眼睛看着它们；看到了雪山白蹲在“雪山白”的铜牌旁边，雪白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光；看到了岩鹰蹲在脚手架的最高处，深褐色的眼睛俯瞰着它们；看到了椰子王在保温棚的椰子树下，歪着脖子看着它们。一千只鸡不怕。它们在河南的养殖场里长大，见过陌生人，见过车，见过铲车，见过饲料搅拌机。它们不怕新环境，不怕新同伴，不怕新挑战。它们从车厢里涌出来，像一条褐色的河流，流进了新万鸡殿二期——那片刚批下来的空地上，老刘已经搭好了临时的围栏和鸡舍，虽然不是标准化，但干净、干燥、通风。
固始鸡不愧是“产蛋机器”。到工地的第三天，就开始下蛋了。不是每只都下，是那些在运输途中憋了好几天的老母鸡，憋不住了。蛋不大，比布雷斯鸡蛋小一圈，蛋壳浅褐色，表面光滑。鸡王拿起一个蛋，托在手心里，凑近闻了闻——没有椰香，没有特殊气味，就是普通鸡蛋的淡腥味。他让王胖子用这个蛋做了一碗蒸蛋羹。王胖子打了三个固始鸡蛋，加温水、盐，搅匀，上锅蒸了十分钟。蒸好的蛋羹表面光滑如镜，没有气泡，没有蜂窝，勺子舀下去，嫩得像豆腐脑，入口即化。王胖子尝了一口，眼睛亮了。“梁总，这个蛋蒸出来比普通鸡蛋嫩多了！”鸡王也尝了一口，点了点头。“固始鸡蛋清浓稠，含水量低，蒸出来的蛋羹自然嫩。”
从那天起，工地食堂的早餐多了一道蒸蛋羹。工人们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吃了几天之后，老张头发现一个规律——早上吃了蒸蛋羹，到中午都不饿。老李说那是心理作用，老张头不信，连续试了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吃两碗蒸蛋羹，中午果然饭量减半。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王胖子，王胖子又告诉了鸡王。鸡王让老刘查了一下固始鸡蛋的营养成分——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鸡蛋高百分之十五，脂肪含量高百分之十，维生素a和维生素e的含量也明显高于普通鸡蛋。不是心理作用，是营养密度高。
一千只固始鸡，一天能下将近八百个蛋。一个月就是两万多个。工地食堂每天消耗一百个左右，剩下的全部在工地门口的摊位上卖。蛋挞用的是文昌鸡蛋，蒸蛋羹用的是固始鸡蛋，普通游客分不清有什么区别，但常客分得清。有一个从省城来的退休老太太，每周坐高铁来一次，一次买一百个固始鸡蛋，说是“给孙子吃，补脑”。她告诉老刘，她孙子吃了固始鸡蛋后，数学考试从六十分提到了七十分。老刘没敢告诉鸡王，怕鸡王说“那是你孙子努力了，不是鸡蛋的功劳”。老太太不管，继续买。
供不应求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每天八百个蛋，工地食堂用一百个，摊位卖三五百个，剩下的被附近的超市和饭店订走了。雪山人家农家乐的老板开着面包车来拉蛋，一次拉两百个，说是“做番茄炒蛋不够用，再做一道蒸蛋羹”。赵大彪也来凑热闹，说要买固始鸡蛋喂他的藏獒，被鸡王拒绝了。“你的藏獒吃土鸡蛋就行，固始鸡的蛋要卖钱。”赵大彪缩了缩脖子，从老刘那里买了两筐土鸡蛋，灰溜溜地走了。
老刘在月底算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让他心跳加速的数字。固始鸡一个月产蛋两万多个，每个卖两块钱——比普通鸡蛋贵五毛，因为品质好，不愁卖。一个月的鸡蛋收入就是四万多。加上文昌鸡的蛋挞、布雷斯鸡的种蛋、土鸡蛋的零散销售，万鸡殿一个月的鸡蛋总收入已经突破了十万。老刘拿着计算器，手都在发抖。他走进万鸡殿，把数字念给鸡王听。鸡王正在给花姐梳毛，头都没抬。“注册个商标。”鸡王说，“叫‘鸡王蛋’。”
老刘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他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搜索“商标注册流程”。流程不复杂，但也不简单——要查询有没有近似商标，要准备申请文件，要等审查，要公告，要等注册证。老刘以前没干过这事，但他不怕。他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年，什么手续没跑过？他用了三天时间，准备好了所有材料。商标名称是“鸡王蛋”，图形是花姐的头像——戴着安全帽，歪着脖子，眼神睥睨。老刘把材料寄到北京，缴了申请费，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在等待商标注册证的那些日子里，固始鸡的产蛋量还在涨。从每天八百个涨到了九百个，从九百个涨到了一千个。鸡王让老刘又引进了一批年轻的固始母鸡，替换那些产蛋率下降的老鸡。万鸡殿二期的鸡舍建好了，标准化，带地暖，带自动喂食和自动清粪。一千只固始鸡搬进了新家，住得宽敞了，下蛋更多了。工人们每天早晨进万鸡殿，第一件事不是喂鸡，是捡蛋。一千个蛋，装在塑料筐里，一筐一百个，要装十筐。老张头和老李负责捡蛋，小赵负责搬运，王胖子负责清洗和分级。大家分工明确，忙而不乱。
三个月后，商标注册证寄到了工地。老刘拆开ems信封，抽出那张a4纸，上面印着“鸡王蛋”三个字和花姐的头像，盖着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公章。他把注册证拿给鸡王看，鸡王看了一眼，把它递给了梁小军。“挂起来。”梁小军把注册证装进相框，挂在万鸡殿门口的功德碑旁边。花姐蹲在碑座下面，歪着脖子看着自己的头像，咕了一声。它不知道什么叫“商标注册证”，但它知道自己很上相。
梁总引进一千只，专门供应工地食堂和附近超市。鸡蛋供不应求，梁总注册了“鸡王蛋”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