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王把包裹塞进她手里。“寄。”
包裹里是鸡蛋。不是万鸡殿的固始鸡蛋、文昌鸡蛋、泰和乌鸡蛋，是普通的土鸡蛋，从镇上菜市场买的。鸡王让王胖子去买的，挑最新鲜的，用报纸一个一个包好，装进纸箱，用胶带缠了好几圈。一共三十个。
鸡蛋寄到女子监狱的那天，刘美兰正在缝纫车间里踩缝纫机。管教喊她名字的时候，她愣了一下，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了。她站起来，走到管教面前。管教递给她一个纸箱，箱子上贴着一张快递单，寄件人一栏写着“万鸡殿”，寄件地址是丽江某某某。
刘美兰的手指在发抖。她拆开纸箱，里面是报纸，一层一层地剥开，露出一个鸡蛋。土鸡蛋，褐色的壳，光滑细腻。她把鸡蛋托在手心里，鸡蛋还是温的，像是刚从鸡窝里捡出来的。报纸上沾着几点黄色的鸡粪，干透了，一碰就掉。纸箱底躺着一张纸条，叠成方块，被鸡蛋压得有点变形。她拿起纸条，展开，看到了那行字。
“这是梁建国最后的心意。梁建国已经是过去，请不要再打扰他的家人。——鸡王”
刘美兰蹲在地上，把纸条贴在胸口，哭了。不是撒泼打滚的哭，不是声嘶力竭的哭，是无声的、压抑的、把脸埋在胳膊里的哭。管教站在旁边没有催促，车间里的缝纫机声还在响，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角落。她哭了很久，久到纸条被眼泪浸湿，字迹模糊了。她把纸条叠好，塞进囚服的口袋里，把鸡蛋一个一个地放回纸箱。
那天晚上，刘美兰在监室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起梁建国，不是鸡王，是那个秃头、啤酒肚、腰椎间盘突出、被甲方骂了还要赔笑脸、被工人顶撞了只会叹气、被她骂“窝囊废”的梁建国。想起他刚结婚的时候，在工地搬砖，一个月挣几百块，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给她买了一件红色的羊毛大衣。那件大衣她穿了好多年，袖口磨破了也舍不得扔。想起他第一次抱儿子的时候，动作笨拙，怕摔了又怕勒着，额头冒汗，手在抖。想起她骂他“窝囊废”的时候，他没有还嘴，只是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想起她最后一次在工地见他的时候，不是鸡王，是梁建国——不，那时候梁建国已经不存在了，站在她面前的那个秃头男人，眼睛是金色的。但他说过，这箱鸡蛋是“梁建国最后的心意”。梁建国还活着？或者说，梁建国的一部分还活着，在那个鸡王的灵魂深处，记得她，记得那些年，记得那件红色羊毛大衣。
刘美兰在被窝里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想起几年前最后一次去工地闹事，带着记者，当着摄像机的面说梁建国是怪物。那时候鸡王从万鸡殿里走出来，当着她的面变成半人半鸡，展开金色的翅膀。她吓得坐在地上，浑身发抖。鸡王说“这是特效”，记者信了，说她炒作。她百口莫辩，身败名裂。那时候她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现在她不恨了。她把鸡蛋从纸箱里拿出来放在枕头旁边，一共三十个，排成一排，用被子盖好，怕压碎了。管教查房的时候看到了，没有说什么，只是多看了她一眼。
第二天，刘美兰找管教借了纸和笔。她蹲在床铺边上，把纸垫在膝盖上，写了好久。写写划划，改了又改，一张纸不够又换了一张。
“梁建国：鸡蛋收到了。谢谢你还记得我。以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骂你窝囊废，不该跟你离婚，不该去工地闹事，不该带记者去揭发你。我错了。我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最大的错就是离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已经有新的生活了，听说你儿子很争气，你老婆是博士，你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我不打扰你，你也不用回信。我只是想说一声对不起。还有，谢谢你。那件红色羊毛大衣，我一直留着。祝你幸福。刘美兰。”
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下“万鸡殿梁建国收”。她拿着信封走到管教面前，问能不能帮她寄出去。管教接过去，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点了点头。
信寄到万鸡殿的时候，是半个月后。老刘拿着一封信走进万鸡殿，信封上写着“万鸡殿梁建国收”，邮戳是昆明某某监狱。老刘知道是谁寄的，他把信放在功德碑的碑座上。鸡王蹲在碑前刻字，头都没抬。
“梁总，刘美兰寄来的信。”
鸡王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刻。刻完最后一笔，他把凿子和锤子放在地上，拿起信封，拆开，抽出信纸。信纸皱巴巴的，有几处被泪水洇湿的痕迹，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鸡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把信纸折好，塞回信封，放在碑座上。
林青青从万鸡殿二期走出来，手里端着两杯枸杞水。她把一杯递给鸡王，另一杯端在手里。“她说什么？”
鸡王喝了一口枸杞水，没有回答。他把信封压在功德碑的下面，用一块小石头压住，免得被风吹走。林青青看了一眼那封信，没有再问。
梁总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托人给她寄了鸡蛋，附纸条：“这是梁建国最后的心意。”刘美兰在狱中痛哭，写信道歉。梁总没有回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