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把那张湿透的标签摊在解剖室门口的铁皮盘上，像晾一块刚捞出来的咸鱼。岑婉如瞥了一眼，没说话，只把手套甩到桌上，发出“啪”的一声。
“租界不让进？”她边换橡胶围裙边问，语气跟在菜场打听猪肉涨价似的平常。
“不让。”沈砚靠墙站着，袖口还沾着夜露和血渍混成的泥点，“铜牌举得胳膊都酸了，人家说要文书，明天九点交。”
岑婉如哼了一声，打开酒精灯，镊子烧了烧：“那你现在站我这儿，是想让我把约翰从瓶子里炼出来？”
“你能把毒炼出来就行。”他从内袋掏出标签推过去，“no.7，洋文我不认得，但编号总不会骗人。”
她接过一看，眉头动了半下，没吭声，转身进了停尸房。两具尸体并排躺着，一具是码头工人，一具是商会会长，脸都盖着白布，像等着上蒸笼的包子。
接下来的事干得干脆利落——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显微镜冒蓝光。岑婉如翻资料、调试剂，拿试管比对颜色，一边嘀咕“这玩意儿在上海药房黑名单里待过三年”，一边往样本里滴液体。反应出来是淡紫色，像极了雨后巷口那种烂掉一半的牵牛花。
“神经抑制剂，国外早禁了，叫‘蓝鸦片’。”她摘下手套一根根拍干净，“心跳能慢到摸不到，呼吸像停了，看着跟猝死一样。可要是剂量再加三厘，脑干直接罢工。”
沈砚点头：“所以两人都没挣扎痕迹。”
“对。而且这药不走市面，海关查得比狗鼻子还灵。”她拉开抽屉，取出一支小玻璃管，里面剩了点无色液体，“前次去约翰诊所出诊，我看他柜子锁得太严实，顺手蹭了一点。”
“你还会顺手？”沈砚挑眉。
“职业病。”她说，“法医见药就想验，就跟你们探长见嫌犯就想铐一个道理。”
两人把样本再次比对，加热、沉淀、加试剂，折腾了一宿。天快亮时，岑婉如在报告上写下结论：死者体内毒素与约翰诊所残液成分一致，来源同属一批进口管制药品。
沈砚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五分钟，手指在“同源”两个字上来回摩挲。
“一个洋医生，”他开口，“给码头工人打针，又给商会会长用同样的药？他图什么？治不好能拿赏钱，治死了不怕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