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八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正月里，京城接连下了好几场大雪，直到二月下旬，天气才渐渐回暖。老槐树的枝头冒出了嫩绿的新芽，墙角的积雪化成了泥水，整个侯府从冬天的沉闷中苏醒过来。
沈砚的童试之期，定在三月初九。
这几个月里，他比从前更加用功。白天在家塾读书，晚上回破院温习，福伯给他买的棉袄帮了大忙，冬天最冷的那段日子，他就穿着那件棉袄，裹着被子，就着油灯读到半夜。
陈先生知道他要考童试，特意给他开了小灶，把历年的考题找出来，一篇一篇地讲。沈砚的底子本来就不差，经过这几个月的打磨，文章写得越发扎实。
“童试不难，”陈先生对他说，“但你年纪小，考官难免会多看你几眼。文章不求花哨，但求扎实。把道理讲清楚，把字写好，就够了。”
沈砚将先生的话记在心里，每日练字不辍。他的字从前歪歪扭扭，如今虽说不上好看，但至少工整了，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柳氏耳朵里。
这一日，沈砚去荣安堂请安，柳氏的脸色比平时更加难看。她捻着佛珠，目光冷冷地扫过沈砚的脸，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老三，听说你想考童试？”
沈砚垂首道：“是，儿子想试试。”
“试试？”柳氏冷笑一声，“你一个庶子，考什么童试？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侯府没有规矩，让庶子上蹿下跳，丢人现眼。”
沈砚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静静地站着。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柳氏的语气不容置疑，“老老实实在家塾读几年书，过两年给你在庄子上安排个差事，安安生生过日子，比什么都强。科举那条路，不是你该走的。”
沈砚依旧没有说话。
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柳氏不是要跟他讲道理，是要他认命。
可他偏偏不认。
出了荣安堂，沈砚走在回廊上，脚步比来时快了几分。他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只有一种近乎冰冷的平静。
柳氏不让他考，他就考不了吗？
未必。
接下来的几天，沈砚一边照常读书，一边让福伯打听童试报名的事。福伯在侯府多年，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很快就打听到了消息。
“三少爷，童试报名不需要侯府点头，”福伯压低声音说，“只要有秀才作保，自己去县衙报名就行。您是侯府子弟，身份没问题，关键是找一个愿意给您作保的秀才。”
沈砚想了想，道：“陈先生就是举人，他愿意作保吗？”
福伯摇了摇头：“陈先生是侯爷请来的，若是给三少爷作保，传到夫人耳朵里，他在侯府就待不下去了。先生对三少爷有恩，不能连累他。”
沈砚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福伯说得对，陈先生已经帮了他很多，不能把先生也拖下水。
“那还有谁？”他问。
福伯犹豫了一下，道：“老奴认识一个人，姓周，是个老秀才，在城南开了间私塾，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只要给银子，他什么都愿意干。”
沈砚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他这几个月省下来的月例银子，加上过年时侯爷赏的几两碎银，总共不到十两。
“够吗？”他把布包递给福伯。
福伯掂了掂，道：“应该够了。老奴去谈。”
三日后，福伯带回了消息。周秀才愿意作保，要五两银子。沈砚二话不说，让福伯把钱送了过去。
三月初一，沈砚告了假，一个人去了县衙。
这是他第一次独自走出侯府。
上京城的街道宽阔而热闹，车马行人络绎不绝，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卖布的、卖粮的、卖药的、卖字画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沈砚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直裰，在人群中穿行，像一条逆流而上的小鱼。
县衙在城南，门前两座石狮子，威风凛凛。沈砚走进大门，顺着指示找到了负责童试报名的书吏。
书吏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削男子，戴着方巾，留着鼠须，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一看就是个精明人。他看了看沈砚递上来的报名文书，又看了看沈砚本人，眉头皱了起来。
“你是永宁侯府的？”
“是。”沈砚恭恭敬敬地答道。
“庶子？”
“是。”
书吏的眼睛眯了起来，将文书往桌上一拍：“你们侯府的人打过招呼，说你家庶子不得参加科考。这报名，我不能收。”
沈砚的心猛地一沉。
柳氏连这一步都想到了。
他深吸一口气，压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问道：“敢问先生，大雍律法哪一条规定庶子不得参加科考？”
书吏愣了一下，没想到一个十岁的孩子会这么问。
“律法上……是没有这条规定。”书吏支支吾吾地说，“但你们侯府的人说了……”
“侯府的人说了不算，律法说了算。”沈砚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大雍科举，凡良家子弟，不论嫡庶，皆可应试。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先生若是不收我的报名，便是违了太祖的旨意。”
书吏的脸色变了。
周围几个来报名的考生纷纷侧目，窃窃私语。
沈砚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放在桌上：“这是我的保结，秀才周德茂作保，符合朝廷规定。请先生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