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先生现在还在苏州吗？”沈砚问。
“在。”谢临点了点头，“你想去见他？”
沈砚沉默了很久。见周老先生，弄清楚二十年前的事。这件事太重要了，但他现在不能离开京城。会试在即，他需要集中精力备考。
“等我考完会试。”沈砚说，“到时候我去江南找他。”
谢临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他知道沈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谢临走的那天，沈砚去送他。城外十里长亭，杨柳依依。
谢临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站在马车旁边，手里提着一个旧布包。他的行李很简单，几件衣裳，几本书，还有沈砚借给他的那五十两银票。
沈砚站在长亭下，看着谢临，想说“保重”，想说“一路顺风”，想说“到了记得来信”，但话到嘴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忽然想起两年前，谢临第一次离开京城的时候，也是这样站在马车旁边，也是这样提着旧布包。那时候他刚考上秀才，谢临还是一个穷书生。
两年过去了，他是举人了，谢临是进士了。他们都在往上走，都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但前面的路还很长，长到看不见尽头。
谢临上了马车，掀开车帘，看着他。
“沈砚，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查柳家，先查二十年前。”
沈砚点了点头。
马车缓缓启动，车轮碾过青石板，嘎吱嘎吱地响。谢临放下车帘，马车越走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官道的尽头。
沈砚站在长亭下，看着那个黑点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风吹过杨柳，柳絮漫天飞舞，像一场无声的雪。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先生，一路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回到别院，沈砚关上门，坐到书桌前。他的脑子里乱糟糟的，谢临说的那些话像走马灯一样在脑子里转。二十年前，柳家，私通北蛮，人命，陈先生。
他想写信给陈先生。提起笔，写了两个字就放下了。他不知道该怎么问。总不能直接问“先生，您跟柳家有什么仇”？陈先生不会说，也许永远都不会说。
但他必须弄清楚这件事。不是为了报仇，至少不全是。是为了知道真相。母亲是怎么死的？陈先生的仇怨是怎么回事？
柳家到底做了什么？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他心头，理不清，剪不断。
沈砚深吸一口气，将那些纷乱的念头压了下去。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他现在要做的，是读书，是会试，是考上进士。只有站稳了脚跟，他才有能力去查那些事。
他铺开一张纸，继续写策论。但笔尖落在纸上，写的不是策论，而是一封信。写给陈先生的信。他写了自己中举的事，写了搬出侯府的事，写了谢临去福建的事。写到最后，他犹豫了很久，加了一句话：“先生，学生有一事不明。二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写完最后一个字，沈砚将信折好，装进信封，封上口。他拿起信封，看了很久，又放下了。
这封信，他不知道该不该寄出去。寄出去了，陈先生会不会为难？不寄出去，他心里的疑问永远解不开。
沈砚将信压在枕头底下，没有寄。
三月中旬，沈砚收到了一封信。不是陈先生寄来的，是福伯从侯府带出来的。信封上写着“沈砚亲启”四个字，字迹陌生，不是他认识的人。
沈砚拆开信，抽出信纸，扫了一眼。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三少爷，小心柳家。他们已经在查你的底了。陈先生的事，他们也知道。你自己多加小心，不要轻举妄动。福伯。”
沈砚将这封信读了三遍，然后放在油灯上烧了。纸张在火焰中卷曲、发黑、化为灰烬，落在地上，像一片枯叶。
柳家在查他的底。查到了什么？查到了多少？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他没有时间慢慢等了。必须在柳家动手之前，考上进士。
三月底，沈砚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江南。不是现在去，是会试之后去。他要去见那位周老先生，弄清楚二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要去查柳家的底，查陈先生的仇怨，查母亲死的真相。
但他不能空手去。他需要证据，需要人证，需要物证。这些东西，他手里还没有。
沈砚将陈先生的《课业杂录》翻出来，一页一页地看。他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些线索，但什么也没有。
陈先生写得很小心，从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从不写任何敏感的事。他只是写了一堆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课业”。但沈砚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东西，只是他还没看出来。
四月初，京城的春天快要结束了。
别院天井里的翠竹长得更高了，竹叶密密麻麻，遮住了半边天空。沈砚站在竹子下面，仰头看着那些竹叶，心中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冲动。
他想离开京城，想去江南，想去见周老先生，想弄清楚那些埋藏了二十年的事。但他不能。会试在明年春天，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京城。
沈砚深吸一口气，将那些冲动压了下去。回到书桌前，摊开纸，继续写策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