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十年，暮春三月，桃花开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沈砚在城南别院住了将近一个月，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
每天卯时起床，读书，写字，写策论，一直忙到深夜。没有人打扰他，没有人在他饭菜里下毒，没有人冷嘲热讽。他可以安心地读任何他想读的书，写任何他想写的文章，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这种自由，是他从前想都不敢想的。
但自由是有代价的。银子在一天天减少。
沈毅过年时给的五十两银票他始终舍不得花，月例银子虽然还在领，但柳氏以“既然搬出去了就不该再花侯府的钱”为由，从三月起就停了。沈砚没有争辩，他知道争也没用。
福伯每次来都会带些米面粮油，还有自己种的菜。沈砚看着福伯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脊背，心里很不是滋味。
福伯在侯府当了一辈子差，月例银子本就不多，还要省出一部分来贴补他。
沈砚几次推辞，福伯都不肯，说“三少爷别说这些见外的话。老奴无儿无女，攒着银子也没用，还不如给三少爷买几本书”。
沈砚不说话了。他没法拒绝这样的好意。他能做的，只有更加用功地读书。只有考中进士，只有入仕为官，他才能真正摆脱困境。到那时，他才能回报福伯的恩情。
这一日，谢临来了。
他穿着一件崭新的宝蓝色长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收拾得利利索索，像是要去赴什么重要的约。
沈砚一看就知道——谢临的选官结果出来了。
“先生，定了？”沈砚问。
谢临点了点头，在桌边坐下，沉默了片刻，道：“福建，漳州府，龙溪县，知县。”
沈砚微微一怔。福建，漳州府，龙溪县。那是东南沿海的地方，海寇猖獗，离京城千里之遥。
谢临一个北方人，从未去过南方，一下子被派到那么远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先生什么时候走？”沈砚问。
“下个月初。”谢临的声音很平静，但沈砚听得出他语气里的一丝不舍，“吏部的文书已经下来了，下个月初必须到任。我来跟你说一声。”
沈砚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递给谢临。谢临接过来一看，是一张五十两的银票。他抬起头，看着沈砚，眉头皱了起来。
“你哪来的银子？”
“父亲过年时给的。”沈砚说，“我留着没用，先生拿着，路上用。”
“不行。”谢临将银票推回来，“你自己都不够用，给我做什么？”
沈砚没有接，认真地看着谢临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先生，您去福建，人生地不熟，处处要用银子。我在这边有福伯照顾，饿不着。您拿着，就当是我借您的，等您做了大官再还我。”
谢临看着那张银票，又看了看沈砚，沉默了很久。
最终，他将银票收进袖中，声音有些发紧：“好，我拿着。但我一定会还你。连本带利。”
沈砚笑了笑，没有说“不用还”。他知道，谢临是个倔强的人，说了要还就一定会还。
谢临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放下，想了很久才开口：“沈砚，我来找你，不光是告别。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
沈砚的心微微一沉。谢临的语气不对劲，不像是在说离别，更像是在说什么沉重的秘密。
“什么事？”
谢临看着窗外的翠竹，像是在组织语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江南认识的那个周老先生吗？”
沈砚点了点头。谢临提过，一个致仕的官员，在苏州办了一所书院，专门招收寒门子弟，不收学费。
“他跟我提起过一件事。”谢临的声音压得很低，“二十年前，上京有一桩旧案，跟柳家有关。”
沈砚的手微微一顿。柳家。
“什么旧案？”他问。
谢临犹豫了一下，像是在掂量该不该说。
最终他还是开了口：“柳家的老爷子，当年的柳阁老，在任上私通北蛮，卖国求荣。有人弹劾他，但折子被压了下来，弹劾他的人莫名其妙地死了。这件事不了了之，但当年的知情人都知道，柳家欠着一条人命。那个人，姓陈。”
沈砚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姓陈。陈先生。
“你是说……”沈砚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不确定。”谢临摇了摇头，“周老先生没有说太多，只是提了一句。他说你那位陈先生是庶子出身，半生坎坷，跟柳家有宿怨。至于什么宿怨，他没说。但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查柳家，先查二十年前’。”
沈砚坐在那里，脑子里嗡嗡作响。二十年前。陈先生。柳家。私通北蛮。人命。弹劾。这些碎片在他脑子里飞速旋转着，像是要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但总是缺了最关键的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