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毅看着他，目光中带着一种沈砚从未见过的情绪。
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不舍，也许是愧疚，也许只是老了。“你母亲的事，”沈毅开口，又停住了，像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柳家那边，你自己小心。”沈砚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沈毅这句话，是在告诉他——他知道。
知道柳氏做了什么，知道柳家做了什么，知道沈砚在查什么。
但他没有说破，沈砚也没有问。
沈砚从沈毅的书房出来，走在回廊上，脚步比来时慢了许多，脑子里反复转着沈毅那句“柳家那边你自己小心”。
沈毅知道多少？知道柳氏毒杀了他的母亲？知道柳家逼死了佃农？知道陈先生跟柳家的仇怨？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沈毅这句话不是随口说说的，是在提醒他，也是在警告他——柳家不好惹，不要轻举妄动。
回到别院，沈砚开始收拾行李。
东西不多，几本书，几件衣裳，一把短刀，一方旧帕子，还有陈先生的那本《课业杂录》和谢临的《策论精选》。不到半个时辰就收拾好了。
沈砚坐在书桌前，铺开一张纸，提起笔，开始写信。写给陈先生。他写了一年来发生的事——离府、别居、中举、会试、殿试、进士、选官。写到最后，他加了一句话：“先生，学生要去福建上任了。临别之际，只想问先生一句话——先生跟柳家，究竟有什么仇？”
他将这封信看了很久，然后折好装进信封，封上口。寄出去，不是寄给陈先生，是寄给周老先生。
他要去福建上任了，但他决定绕道去苏州，先去见周老先生，弄清楚二十年前的事。
五月初十，沈砚离开京城。
福伯来送他。两人站在别院门口，福伯提着一个包袱，沈砚提着木箱。福伯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沈砚看着福伯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脊背，心里一阵酸涩。福伯在侯府当了一辈子差，六十多岁了，无儿无女，唯一的念想就是他。如今他要走了，去几千里外的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福伯，您多保重。”
福伯点了点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用袖子擦了擦脸，声音哽咽：“三少爷，您也是。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别冻着，别饿着。有什么事，让人捎个信，老奴一定到。”
沈砚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三少爷，”福伯忽然叫住他，“老奴有件事，一直没跟您说。”
沈砚停下脚步，转过身。福伯犹豫了很久，像是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
最终他开口，声音很低，低得像是怕被人听见：“老奴年轻的时候，不叫福伯。老奴姓顾，是先帝的暗卫。后来犯了事，被贬入侯府为奴。老奴这条命，是您母亲救的。老奴欠您母亲一条命，这辈子还不了，下辈子接着还。”
沈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福伯是暗卫，是先帝的人。他想起福伯走路的姿态、手上拿刀的茧、那把短刀、那些兵书——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拼出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福伯。
“福伯，您——”
“三少爷，老奴告诉您这些，不是想让您报答老奴。”福伯打断了他，“老奴是想告诉您，您不是一个人。老奴在侯府这么多年，一直在替您母亲守着您。如今您长大了，做了官，老奴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路，要靠您自己走了。”
沈砚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忍住了，深吸一口气，深深鞠了一躬：“福伯，多谢您。”
福伯摆了摆手，转过身，走了。他的背影佝偻、苍老、步履蹒跚，像一棵被岁月压弯了腰的老树。
沈砚站在原地，看着福伯的背影消失在巷口，站了很久。
沈砚上了马车，车帘放下来，马车缓缓启动。
他掀开车帘，回头看了一眼。别院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视线里。
天井里的翠竹、门框上的春联、书桌上的油灯——那些东西，都留在了身后。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再也不回来。但他知道，他一定会回来。
不是为了这座别院，不是为了这条巷子，是为了福伯，为了陈先生，为了那些等了他很久的人。
马车出了城，上了官道，速度渐渐快了起来。
沈砚放下车帘，闭上眼睛。耳边是车轮碾过黄土的声音，嘎吱嘎吱，不紧不慢，像一首老掉牙的催眠曲。他想着福伯刚才说的那些话，姓顾，先帝的暗卫，被贬入侯府，母亲救了他一命。
这些事，他从未听任何人提起过。福伯藏得太深了。一个暗卫，在侯府里当了一辈子花匠，未曾展露过任何武功，未曾提起过任何往事。
他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进了坟墓——不，他把所有的秘密都带到了今天，带到了沈砚面前。
沈砚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
麦子已经黄了，一片连着一片，像金色的海洋。远处有农人在弯腰收割，弯着腰，挥着镰刀，一垄一垄地割。
沈砚看了很久，放下车帘，重新闭上眼睛。
福建，建宁府，崇安县。他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海寇、贪官、劣绅、刁民——什么都有可能。但他不怕。
他是沈砚，永宁侯府的庶子，十三岁的进士，大雍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知县。他能走到今天，就能走下去，一直走到他想去的地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