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兵走了，崇安县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不，比从前更差。
城墙上的缺口还没来得及补，城门是临时钉上的，到处是刀砍斧凿的痕迹。
乡勇死伤近半，活着的也有大半带着伤，躺在城隍庙里哼哼唧唧。
县库的银子还是空的，沈砚自己的俸银已经分完了，连福伯带来的那点积蓄都搭了进去。
但抚恤银子还欠着一大半，伤员的药钱也没付清。
沈砚坐在后院的槐树下，面前的桌上摊着账簿。
他已经看了整整一个时辰，墨水写了又干、干了又写，那几行字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始终想不出办法来。
福伯端着一碗粥走过来放在他面前，粥是热的，米粒熬得稀烂，上面飘着几片菜叶。
沈砚端起碗喝了一口烫得皱了皱眉，但没有放下继续喝。他知道福伯弄这点吃的有多不容易。
“三少爷，”福伯在旁边坐下来，声音很低，“老奴在侯府还有些积蓄，明日让人捎个信回去，让周老先生帮忙取出来送来。”
沈砚放下碗摇了摇头。“福伯，您那点积蓄是留着养老的。不能动。”
“三少爷——”
“不能动。”沈砚打断了他，语气坚定但声音不大，“银子的事本官会想办法。您别操心了。”
福伯张了张嘴，最终叹了口气不再说了。
他知道沈砚的脾气，决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第二天一早，沈砚去找了郑明远临走时留下话的那几个乡绅。
林家、钱家、王家，崇安县最有钱的三家。上次他们捐了银子，这次沈砚又来了。林老板看见他就躲，让伙计说不在家。
沈砚站在林家门口，不敲门不走也不说话，就那么直直地站着。站了半个时辰，林老板实在躲不过去了，只好开门把他请进去。
“大人，您又来了。”林老板苦着脸，“小民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上次捐了六十两，这次实在是拿不出来了。”
沈砚没有跟他绕圈子。“林老板，本官不要你捐银子。”
林老板一愣：“那大人要什么？”
“借。”沈砚说，“借银子。按市价给利息，立字据，盖官印。崇安县衙借的，崇安县衙还。”
林老板犹豫了。借跟捐不一样，捐是白给，借是要还的。
沈砚是知县，县衙虽然穷，但知县不会跑，县衙也不会倒。沈砚见他犹豫，从袖中取出那份早就写好的借据放在桌上。
借据上写得清清楚楚——借银二百两，年利一分，三年还清，盖崇安县印。
虽然印信被赵志远偷走了，但沈砚用私印盖了。
林老板看了看借据，又看了看沈砚，最终叹了口气，让账房取了二百两银子。沈砚写了借据盖了私印，双手递给林老板。“林老板，崇安县不会忘了您这份恩情。”
林老板摆了摆手没有说话。
沈砚又去了钱家和王家。钱老板捐了一百两，王秀才捐了五十两，加上林家的二百两，一共三百五十两。银子不多，但够解燃眉之急。
沈砚回到县衙，让福伯把银子分成三份。
一份给阵亡乡勇的家属发抚恤，一份给伤员买药治伤，一份留着修城墙买兵器。福伯一项一项地记在账簿上，记得很仔细，每一笔银子去了哪里、用了多少、还剩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
半个月后，崇安县渐渐缓过来了。城墙上的缺口补上了，城门换了新的攻城锤撞不坏了。
乡勇招募了一批新人，加上伤愈归队的老兵，凑了将近两百人。新买的刀枪也到了，虽然不是什么好兵器，但比从前那些生锈的强多了。
但沈砚知道，这些都只是暂时的。赵志远还活着，海寇还会来。
下一次不会这么容易打退，下一次也许就没有援兵了。他必须做好准备，必须主动出击。
这天傍晚，沈砚把福伯、周虎、王彪和那三个老兄弟叫到正堂。
他铺开舆图，指着东北方向那片山区。“赵志远的营地在山里，离县城四十里。上次郑同知带兵追了一阵，没追上，他们又缩回山里了。”
沈砚的手指在舆图上划了一条线，“本官想派人进山，摸清他们的底细——有多少人，有多少粮食，有多少兵器，营地的布防是怎样的。”
周虎一愣：“大人想打？”
“不打。先摸清楚。”沈砚说，“摸清楚了，才好打。”
福伯沉默了片刻，开口了：“三少爷，进山太危险。
山里是海寇的地盘，咱们的人不熟悉地形，进去容易出来难。”
“所以本官不派大队人马。”沈砚看着福伯，“本官想请老李走一趟。”
老李站在角落里，听见自己的名字抬起了头。
他的胳膊上还缠着布条，是上次守城时受的伤，但已经不碍事了。他看了福伯一眼，福伯微微点头。
“大人想让小的去就去。”老李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沈砚走到他面前，从袖中取出一张纸递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