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斜照进巡捕房三楼，街角那家馄饨摊的蒸笼早散了气，只剩一口铁锅还冒着点余烟。沈砚站在档案室门口，手里捏着一张纸条，正是魏三合昨夜带回来的那张。他没再摩挲钢笔，也没看窗台上的绿萝，而是直接推门进去，脚步干脆。
档案室不大，靠墙一排铁皮柜，中间摆了张木桌，桌上堆着几本卷了边的账册。沈砚把纸条拍在桌面上，从中山装内袋抽出一支红铅笔，翻开张兆丰案的财务副本。纸页发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还被人用墨水涂改过，像是故意抹掉去向。
“这笔，”他指着其中一行，“三千七百银元，标注‘代付丙字号’。”
魏三合凑过来，耳朵缺的那一角在光里显得更明显了。“丙字号？不是之前那个‘丙字案’吧？”
“别瞎猜。”沈砚头也不抬，“先查钱去了哪儿。”
他一页页翻，红铅笔不断圈出异常项：一笔五千、一笔八千、还有两笔是外币结算，换算下来都超过四千银元。这些款项名义上是“汇兑商款”，收款方却是些从未听过的商号——“裕昌隆”“德源记”“通济行”，名字起得响亮，注册地址却全在废弃码头或空置老宅。
“全是空壳。”沈砚低声说。
魏三合挠头：“钱转一圈，最后去哪儿了？”
“查。”
两人花了半个钟头，调出工商登记簿对照。那些商号果然没有实缴资本，也没有经营记录，唯一共同点是——每笔资金流出后，不出三日，都会以“投资款”名义转入同一家机构。
沈砚盯着登记表末尾的那个名字，念了出来：“租界银行江州分行。”
魏三合眼睛一瞪：“洋人开的那家？”
沈砚没答，又翻出另一份文件——巡捕房备案的金融往来简报。上面写着：租界银行为英资控股，经理为外籍人士，账目不受本地监管，享有治外法权。
“怪不得敢收这种钱。”魏三合咂舌，“这不等于往保险柜里塞黑金？”
沈砚合上文件，指尖在封面上敲了两下。他知道这家银行——灰顶大楼，铁栅栏门，门口站两个印度巡警，连吴大帅的人进去都得递名片。那里头的钱，就像进了山洞的蛇，看不见，也抓不着。
但他也清楚，越是进不去的地方，越可能藏着东西。
“张兆丰死前半个月，连续打了七笔款，总额两万一千银元。”沈砚重新打开账本，指着日期，“最后一笔，就在他死前两天。”
魏三合凑近看：“这么多钱，他图啥？还债？投资？”
“不像。”沈砚摇头，“如果是还债，对方不会不留借据；如果是投资，他名下也没新增产业。这些钱……是转移。”
“灭口前的转移？”魏三合声音压低。
沈砚没说话，只是把红铅笔咬在嘴里，盯着账本发愣。他想起张兆丰办公室地毯掀起的痕迹，壁炉里的檀香灰，还有那张用血画符的信纸。所有线索像一堆乱线，现在终于有了一根能扯动的头——钱。
谁能让一个银行家在临死前，把巨款源源不断地送进一座受洋人保护的银行？
除非那人知道，只有那里才安全。
或者，那里本就是他们的巢。
“沈大哥，”魏三合忽然开口，“咱们真要查这家银行？”
“怎么？”
“我听说，上个月税捐局想查他们一个账户，结果第二天局长就收到领事馆抗议信，说是‘侵犯商业隐私’，后来这事不了了之。”
沈砚冷笑一声：“所以呢？因为难，就不查了？”
“我不是这意思。”魏三合搓着手里的小本子，“我是说……咱们要是硬闯，怕是要惹出外交风波。”
“谁说要闯了？”沈砚把红铅笔插回口袋，起身走到墙边，从档案柜最上层抽出一本蓝皮书——《江州商事年鉴》。他翻到金融章节，找到租界银行条目，逐字读出：“该行成立于1908年，由伦敦联合信托公司注资筹建，现任经理詹姆斯·霍尔，持英国护照，享有外交豁免权。所有账目独立审计，不受华方法规约束。”
他念完，合上年鉴，轻轻放在桌上。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搜，不能扣，不能传唤经理。”